袁世凯为什么还要不惜一切去称帝？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得把时间往前倒一倒，看看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条死路上的。

先说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细节：袁世凯的“称帝梦”，不是突然哪天拍脑门决定的，而是一点一点、在权力不断扩张的过程中，被惯出来的。

1914年，名义上的“中华民国”还挂在那里，但里面的内容已经被他改得面目全非。

原本辛亥革命后制定的《临时约法》，说白了就是一部限制总统权力、扩大议会权力的宪法雏形，这东西是当年革命党人死命争取来的底线。可袁世凯上台后，对这部约法一直看不顺眼——他从骨子里就不相信什么“民选”、“议会制”，在他眼里，那些东西就是拖后腿的。

于是，他先是通过操纵各方势力，搞出一个所谓的“约法会议”，再让这个会议通过一部新的《中华民国约法》，把原来的《临时约法》直接替换掉。

新约法的关键在哪里？就一句话：大总统权力几乎没有边界。

原本需要议会同意的事，改成总统可以单独决断；本来需要多方制衡的权力，被一点一点往总统这一头集中。条文写得挺好听，说是为了“国家统一”、“政局稳定”，可实际效果，就是袁世凯一个人说了算。


但这还只是第一步。

紧接着，他又让这个“约法会议”修改《大总统选举法》。原来的规定是：任期五年，可以连任一次，有个基本的轮替机制。改完之后呢？变成任期十年，而且可以无限制连任。更绝的是，以后谁能当大总统，候选人得由现任大总统提名。

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：大总统任期十年，还能一直连任下去，而谁有资格参选还得经过他点头。这不就是等于写在法条里的“终身大总统”吗？加上提名权，他甚至可以堂而皇之地指定一个“接班人”，从制度上看，跟封建皇帝已经只差个名号。

很多人当时就看出来了：你这叫共和吗？这不就是换皮的帝制吗？但问题是，那时候军阀林立，国会被他一会儿解散一会儿收编，能反对的人，要么没有枪，要么已经被收拾得服服帖帖。加上袁世凯对北洋军队有很强的掌控力，大多数人选择了忍气吞声。

按今天的话说，他已经拿到了“政治上的最高配”，为什么还不满足？

这一点，就得从袁世凯本人这个人说起。

首先，他是地地道道活在封建时代的人。他出仕、发迹，全是在大清朝那套体制里爬上来的：给朝廷镇压农民起义、跟列强周旋、在朝中玩平衡术，干的都是老派官僚那一套。他从二十多岁立志要当的，不是什么“民选领袖”，而是实打实的“封疆大吏”、“股肱之臣”，甚至心里那条线一直在往“九五之尊”靠。

后来走上历史舞台，是辛亥革命爆发，他被推上前台，做了临时大总统。可别忘了，他内心深处并不认同那批革命党人的理念，对他来说，“共和”这两个字，更像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工具——既然凭“共和”可以把大清皇帝挤下去，那就先用着，等稳住局势，再看怎么改回自己熟悉、相信的那一套。

在他成长的那个时代，传统观念里，“功成名就”的最高形态，还是当皇帝。再怎么说，大总统这仨字在当时老百姓嘴里，说法都很微妙，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那是什么职位，只知道“比总督大点”，“好像是当年的丞相加总督”。但“皇帝”这两个字不一样，这是写进几千年历史里、从小听戏就听到耳朵起茧的终极位置。

对袁世凯这样一个极度重视面子、名分的人来说，当终身大总统，当然权力大得吓人，可总觉得名不正言不顺，总觉得“差点意思”。他想要的是那个象征——黄袍加身、宗庙加封、史书留名，甚至自己的子孙后代可以用“皇族”自居。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封建心态，在许多细节里都有迹可循。

再加上，他对“子孙后代永享富贵”这件事，几乎到了执念的程度。


站在他的角度，他会怎么想？“如果我现在把制度干脆改成帝制，立长子为储君，那一套是老百姓几千年都认的，哪怕我死了，这个名分也不是轻易能动的。”这种想法在他那个年代，不能说完全没有逻辑，只能说完全脱离时代。

也就是说，在他看来，当皇帝，不仅是个人虚荣，更是一种“给儿孙上保险”的制度设计。他不相信共和制度的稳定性，却迷信帝制那套传承的“刚性”，觉得皇位这种玩意儿，一旦立了，新朝很难推翻，尤其在他手里掌握着军队和行政机器的情况下，那简直是再安稳不过的安排。

然而，故事到这里，还只是袁世凯自己心里的算盘。真正把他推上“称帝”这条路的，还有一圈围在他身边的人。

其中最典型的，就是他的长子袁克定。

袁克定这个人，从小在特权环境里长大，对“皇位”、“太子”这些词近乎着迷。袁世凯一当上大总统，他就开始在家里暗自以“太子”自居：摆架子、收心腹、拉派系，俨然一副等待加冕的态度。

更荒诞的是，为了让父亲相信全国人民都希望他称帝，袁克定专门搞了一个“新闻造假工程”。

当时北京有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《顺天时报》，他就找了人，仿造这份报纸的版式、字体，制作了一批“假顺天时报”。这批假报纸上通篇都是支持袁世凯称帝、鼓吹帝制的文章，甚至连读者来信和社论都是他花钱雇人写的。然后，这些报纸只送进中南海，专门给袁世凯看。

你可以设身处地想象一下：一个六十岁上下、对外界信息原本就看不太全的权力中枢人物，每天看到的报纸清一色在说：“民心所向，众望所归，天下人皆盼袁公称帝。”时间久了，他会不会真的相信，这是大势所趋？

除了袁克定，还有一批北洋系的高官，比如段芝贵、梁士诒等人，也在不断给他灌输类似的观念。

这些人不是傻子，他们很清楚，在民国体制下，他们最多是“总理”、“总长”、“督军”，权力再大，名分上也就是个大官。但一旦袁世凯称帝，他们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“从龙之臣”：开国侯、开国公、柱国大将军，家族从此趁机封赏，进入传统意义上的“世家”行列。


对很多人而言，这是一次可以拼上身家性命的机会。一旦押对了宝，就不只是个人飞黄腾达，而是几代人吃喝不愁。所以他们极力鼓吹帝制，给袁世凯制造一种氛围：这一切不是你的个人野心，而是“顺应天意”、“替天下人做主”。

另一方面，当时也确实存在一些社会声音，认为共和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，甚至有舆论称“亚洲不适宜行共和制”，“中国只能用皇帝来镇住”。这些声音被袁身边的人有选择性地放大，最终形成一套自我闭环——“天下大乱，民国不灵，皇帝出山，拯救中国”。

问题在于，袁世凯在这个过程中，对真正的反对声音，几乎是听不到的，或者说不愿意听。

你看后来发生的事情就知道：当他真正开始启动“帝制筹备”时，不只是南方的旧革命党人反对，就连北洋集团内部的许多关键人物，也对他这一步感到不安。

段祺瑞是个典型例子。作为袁世凯的心腹和北洋系的中坚力量，他一开始就对称帝持保留态度。原因很现实：一旦袁世凯称帝，整个政治格局就得重新洗牌，段祺瑞这样的权臣未必能继续像以前那样掌控局势。他的反对，并不完全出于理想主义，而是对权力平衡的敏感。但不管怎样，他没有积极支持。

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冯国璋，则干脆通电反对帝制。这种公开的反对，在北洋系内部，是极为少见的。要知道，北洋这帮人讲究的是“军中上下有序”，能当面跟“老袁”唱反调，已经说明内部裂痕不小。

南方更不用说。当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出去，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广东一批地方实力派，迅速以“护国”为名，宣布起兵讨袁。所谓的“护国运动”，其实就是以反对袁世凯称帝为旗号的武装反抗。

你可以看出一个吊诡的场景：袁世凯以为自己称帝，是顺应民意、顺势而为，结果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——兵变、通电、倒戈，一股比一股凶。

更惨的是，他原本赖以自保的北洋军，也并不完全支持他走这一步。有的犹豫观望，有的干脆装糊涂，口头上效忠，行动上却油盐不进。换句话说，他以为可以像掌控大清末年的军队那样，牢牢握住军权，实际情况是，形势已经不同了。

到最后，他的“洪宪皇帝”足足只坐了八十三天。

三个月不到，内外交困，财政崩溃，前线兵力士气低落，身边亲信一个个开始考虑退路，连他自己都意识到——再这么撑下去，只怕下场比慈禧还惨。于是他被迫宣布撤销帝制，恢复共和，之前搞的一套“洪宪元年”改回原状，自己成了全天下的笑柄。

撤销帝制之后，他整个人也被各种谩骂、指责、控诉淹没。曾经那些奉承的话，一夜之间变成讥笑；那些称他为“国父”、“救国之主”的声音，也变成骂他为“窃国大盗”。不久之后，他在极度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病痛下去世，带着“复辟失败”的标签，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。